三、把实践与认识论切割是“去唯物论”的哲学路径

    不难看出，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绝不是单个学科的孤立任务，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实处，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到学科的建设中。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国知识界今天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原因在于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嘲弄和摒弃。这股风当然不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孤立现象，而是当代西方的总体哲学态势，是当今世界历史大变局对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挑战。探究其中的缘由，就哲学本身而言，把实践从认识论中分割出来并使之上升为本体论是关键一环。而由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这种分割将其夸大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虚化以至否定物质本体论，其可能造成的思想危害就不易被人察觉，甚至还可能被吹嘘为“哲学创新”。

    实践之所以与认识论不可分割，原因在于离开了认识论的实践必然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最终滑入主观唯心论的主体性哲学；反过来，排除了实践的认识论，也就失去了论证认识对象客观实在性的可能，在唯心论面前必然束手无策。所以，列宁、毛泽东关于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一个科学的判断，它不仅强调了实践对于认识论的决定作用，也强调了实践只能作为认识论层面的范畴加以定位。从认识论看，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是基本问题、不容模糊，因为认识论首要的问题就是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就是“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坚持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8] 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就必须确认认识本质上是反映论，即认识主体对于客观实在的把握，而物即客观实在是认识的来源。尽管唯心论的认识论形态各异，但共同点就是否认反映论，即否认认识的客观对象是物。因此，列宁指出，实践标准在马赫与马克思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只承认现象学意义的人类实践，即实践只能证明人的需要和人的经验，不能证明自在之物和客观真理。这种实践观支撑着历史多元论、相对论和选择论，不可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只有唯物主义才承认“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9] ，证明“自在之物”不仅存在，而且可知。可见，把实践与认识论切割，本质上就是把实践与自在之物切割，从本体论上取消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从而否定物质本体论。

    实践与认识论的这种内在关系证明了所谓“实践本体论”的荒谬。实践（认识论）是可以架设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之间的桥梁，但实践并非“自在之物”本身。正如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认识论之别，也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实践论之别。实践天然具有功利性，但并不天然具有唯物性。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可以走向唯物论哲学，更容易走向意志论的唯心论哲学。也就是说，从实践出发或以实践为基础，不能解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性和客观真理问题，不能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因此，不能用实践说明唯物论，而必须用唯物论去说明实践。“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10] 坚持认识论、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的统一，才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和核心。

    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本历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实现了唯物论的转向后，以此为基础才制定了科学的实践观，不能离开马克思的唯物论转向孤立地谈论科学实践观奠立了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反复强调，马克思是沿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继续前进，才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他的实践观也必然与费尔巴哈有着共同的基础，这种一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关于客观自然界是人类活动（包括实践）的基础，而人的认识活动只是通过语言的翻译去了解客观事物的观点。费尔巴哈认为：这些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但是，我还是应当把原文与译文区别开来。这就是说，主宾不能颠倒，认识论、实践观的正确导向是唯物论。马克思同样提出了要区分认识活动中的“正本”与“副本”（即现实历史及对历史的解析）问题，批判唯心论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尽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主要谈论费尔巴哈的不足，但仍然充分肯定了他“想要研究和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表明了与唯心主义实践观的对立。其二，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不是人为自然界立法，而是自然界确立人类理性的界限的观点。这就是说，自然界的秩序、必然性等不是从意识、理性、逻辑等引申出来的，而是客观世界自身的属性。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自然辩证法是历史辩证法的基础，客观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的依据；自然界不是人类理性的一部分，而人类理性只是自然界的一小部分；人的能动性不是根源于人的精神，而是根源于认识客观规律性。因此，实践不可能是世界的本体。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甚至做出了这样一些重大的评价：“费尔巴哈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11] 。列宁对于唯物论哲学的倾心，足以让那些蔑视唯物论哲学的人汗颜。

    把实践与认识论剥离，通过去唯物论而鼓吹“实践本体论”，这股风在我国哲学界来势凶猛。当今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最大的落差，可以说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我们的校园、课堂和教材却充斥着否定唯物论哲学的氛围。用实践哲学取代唯物论哲学被冠之以“创新”而成为时尚，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哲学传统被炫耀成“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向”，用“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否定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物质本体论，否定自然辩证法，否定客观真实的规律。实践本体论的要害就是否定自然辩证法。所以，坚持唯物论的实践观，关键是坚持自然辩证法。列宁突出强调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道：‘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12]

我们可以断定，20世纪80年代借助国外某些学者的观点公然否定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限制在人类历史和实践领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本体论试图取代物质本体论的第一步。随后的20世纪90年代，借助西方哲学的所谓“生存论”转向，否定认识论哲学，从而抹煞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鼓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转向”，是实践本体论试图取代物质本体论的关键一步，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颠覆。与此相连，在一些人那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成了反面教材，只有在批判时才偶尔提及。去唯物论、否定历史客观规律必然造成理想信念混乱的恶果，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13] 有鉴于此，今天全党应该加强唯物论哲学教育，加强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反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哲学。

    四、世界观的转变是个根本的转变

    毛泽东一贯强调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强调在知识分子中提倡并长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可否认，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把这种世界观的转变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内在地联系起来，因而在今天需要与时俱进。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我们除坚持毛泽东关于世界观与政治立场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外，还要特别关注他的以下观点。

    第一，思想阵地，包括个人的世界观，如果正确思想不去占领，错误思想就必然占领，不存在真空的所谓“思想自由”。现在有不少人借口“学术自由”、“人格独立”而宣扬“价值中立”，拒绝学习马克思主义，拒绝谈论世界观改造，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视为学术创新、个人发展的障碍，这正是今天这些人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内缺乏理论兴趣的根源。毛泽东对此指出，其实这是某些人头脑里旧思想对新思想抵制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14] 习近平也强调：“我说过，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15] 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尤其是思想舆论领域的斗争，应当包括世界观方面的斗争；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理应包括知识分子党员的世界观改造。

    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必须营造气氛、形成风气。我们今天要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必须破除“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氛围。我们今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追求，但这并不能成为非意识形态化的借口。大到国家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小到个人修身齐家、做人做事，都有一个为了什么人的价值抉择，这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基本的意识形态，谁也回避不了。在今天，谁都可以打民意牌、民生牌、经济牌，但能否做到则由人民评判。问题在于无论人们做何种价值选择，都要落脚到这一选择的思想依据上，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可回避的原因就在于此。判断价值的思想依据无非是：或感觉主义，诉诸“良知”、亲情一类；或理性主义，诉诸主义、学说一类。应该说，从凝聚力、影响力来说，主义是高于良知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替代作用，就在于它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通过科学认识世界及其规律而掌握群众，从而成为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6] 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站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制高点上，这应成为我国社会的共识，更应成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必须投身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与向人民群众学习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主要从阶级立场和阶级成分方面看，这点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但是，多数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与基层的社会生活还是有距离的，因而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仍是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必由之路。事实已经证明，大自然是人的命脉所在，实体经济是虚体经济的根基所在，生产生活是精神产品的源泉所在。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知识如何重要，人才如何定夺，最深厚最活跃的源泉仍然是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最强大最真实的创造力仍然蕴藏在人民群众中。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人民学习，永远不会过时。这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四期。本文系2016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教学设计与实践”（16JDSZK009）的成果。）